停滞的中国改革

世界经济论坛 2015年1月30日

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入了死胡同，利益集团的根本冲突和微妙的抵抗机制阻碍了进步。

在这些障碍被排除前，陷入减速的中国经济，几乎没有希望依靠改革给自己带来需要的推力。

中国领导人很熟悉实施彻底改革可能面临的困难。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时，也面临着激烈的反对，其中大多来自思想顽固的理论家和革命到底派。正如邓小平的地位和铁腕让他能够战胜反对者、让中国经济走上现代化进程，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果断领导也能克服既得利益，实施必要的改革。

当然，协调中国的根本性利益不合绝非易事。因为利益集团不会公开透明地讨论改革，更不会反对。相反，他们指出改革风险太高，或者清除改革的具体规定。迄今为止，中国在减少政府干预方面只做出了很小的妥协，所影响到的权力要么无关紧要，要么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中国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着两类利益冲突。

首先，中国强大的官僚体系难以放弃已有的权力，为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转型让步。

比如，国资委是一个负责国有企业的部级政府机构。目前其任务包括清理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力，因为这阻碍了市场竞争。但削减国有企业的权力也意味着降低国资委的作用，也很有可能导致其最终被取消。

因此，治理垄断的努力十分缓慢，而下一阶段的改革，向“混合所有制”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类似地，外管局是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管理商业银行和家庭外汇交易的机构，其权力来自对资本流进流出的管制。外管局明白向资本账户自由化迈进意味着它最终将被解散，因此以各种借口继续保持对外汇交易的严格管制。因此，尽管政府言之凿凿要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但人民银行仍没有作出显而易见的进展。

中国的第二大利益冲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两者理应调整收入分享模式，而问题在于它们各自的税收收入分成和强制性支出比例之间的不匹配。地方政府被迫在获得低收入比例的情况下承担高公共支出比例，因此债台高筑。

但中央政府仍不愿对收入分成模式作出重大调整，原因不仅是担心国库，也在于地方官员权威的增加。此外，中央政府怀疑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管好预算、高效地使用增加的税收收入。

这些例子表明，根本矛盾存在于改革过程的目标与支撑这些目标的激励之间。最能表明这一问题的莫过于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按设想，鼓励民营部门在能源、电力和金融等战略性领域入股国有企业能够增加竞争、提高效率、减少政府的投资压力。

但民营投资者为何要把钱投向国有企业？作为管理层由组织部指派国有企业的少数股东，民营行动方根本不能影响决策。除非中央政府愿意放弃其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控制，否则所有权改革无法引起民营部门的多大兴趣。

如果能够充分实施，当前的改革措施将对中国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它们改变了权力平衡，让它从官员手中转移到市场手中。这可以让中国继续朝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并在此过程中改善数百万人民的福利。

但既得利益不会善罢甘休。尽管他们不会公然反对改革，但他们将继续消极应对并传播对经济动荡和社会对立的恐慌，以阻止威胁他们地位和特权的的变化。除非中国最高领导层克服这些阻力，否则改革无法取得进展。

作者：金刻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本文与Project Syndicate 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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